平行有两层含义，第一，二者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
[56]这说明了择校还是有正当性基础的。依据基本法立法的分权原则，中小学教育属于各个州的立法权限。
在该裁定书中，联邦宪法法院引用了当时法学界的很多学术观点。至于参与事项，则不涉及教学内容、教学人员和学校组织的决定权。第三种论证认为，如何解读宪法第49条，与如何解读宪法的人权条款有莫大的关联。第二种论证是依据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享有的利益的层面。第二，承认在家教育，并不意味着必然带来学校教育的毁灭性打击。
这样父母在教育的内容上，是偏重于理科教育还是文科教育。基于此，还可以有第三种论证方式，也是笔者最为认可的论证思路。第二，天然权利意味着这也是一个自然生长过程，随着儿童的逐渐长大，儿童的心智渐渐成熟。
在报告中，开篇介绍了德国义务教育的情况。因为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将天然权利放在自然法的框架下理解，很容易在自然法和历史性、自然法和实证法之间发生纠葛，即便承认天然权利带有自然权利的性质[16]，而一旦它成为基本法的字句，也应该融入国家法秩序中。在家教育不是说任父母恣意教育，父母也要受到法律的规制，只是这套规制手段与学校教育存在若干差别而已。《教师法》第11条赋予了家长参与学校教师评会决定的权利。
他们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儿童属于公共财产或者公共物品的范畴。[28]我们认为，这种义务到权利的转化，只是发生于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间。
学校中是否有学生的兄弟姐妹。[57] 郑秉文：《经济理论中的福利国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51-54页在这所学校录取名额用尽的情况下，父母的第二、第三意愿开始被考虑，即一所学校的报到人数超过了这所学校的录取人数，那么不被这所学校录取的学生可以被其他学校录取。再比如这一论点建立在核心家庭之上，而没有考虑到其他多种形式的家庭类型。
第二种是人的尊严概念指引下的认定方法。父母权威（parental authority）的产生不仅因为他们是子女的的代理人（agent），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是亲子关系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的代理人。以美国为例，传统上公共教育被认为是公共机构的事务，父母参与（parental involvement）也只是最近30年才发展起来的。从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2条抚养和教育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天然权利，也是其首先需要承担的义务这一表述来看，其在叙述 父母权利的时候没有加上限定语，而在叙述父母义务时却加上了限定语--首先（zuv#246;rderst）。
父母受孕怀胎产下子女，也就有意愿去抚养和教育他们。[25]这种在根本上将父母权利视为个人权利同时在行使上又带有共同性的观点，首先反映在德国民法典第1629条未成年子女的代理中，其第1款规定：父母照顾包括未成年子女的代理。
该小学答辩称，本年度小学一年级设置3个班，按照每个班不大于23人的法律规定，总共只有69个招生名额，可是却有90个报到的学生。第一个判例是在1982年2月9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第一庭就不莱梅州学校法中规定的学生咨询师的沉默义务是否侵犯了父母受基本法保障的知情权作出了裁定，认为虽然父母确实享有知情权，但是在学生咨询师的沉默义务更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时，这就构成了对父母知情权的限制，因而学校法的规定是合宪的。
第70条父母代表的任务规定，这些任务包括加强同一个班级父母之间的联系。不过实践表明，教育带有非公共性色彩。这既保证了民办教育的发展，也让父母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则其要者，翻译如下：第67条父母权利的主体、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所有的父母都有权选举或者被选举为父母委员会（Elternrat）、学区父母委员会（Kreiselternrat）和父母协会（Elternkammer）的成员。通过这种机制，父母为一个道德共同体中的成员确立了准入条件。以国家投入为例，外国有学者研究发现，国家资助公共教育，相对于富裕家庭而言可能意义微小，但是对于贫穷家庭而言实际上提高了贫穷家庭儿童的上学率，这也在整体上减轻了家庭的教育负担。
依据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2款第1句之规定：抚养和教育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天然权利（das natürliche Recht），也是其首先需要承担的义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择校在中国非常流行，很多家长为了让子女上好学校，不惜巨资买学区房。
[30]所以依据父母和国家在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上的义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父母权利提供了正当性证明。在中国，父母参与学校教育受到诸多因素的不利制约：第一，文化认知上的因素。
[42] Colin M. MacLeod David Archard (eds.),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Childr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15-116. [43] 张文显著：《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309页。通过对基本法第7条的制宪史进行考察后还发现，当初争议的焦点是宗教课程的设置，对于义务教育则没有讨论。
在内容上，它包括形式的、实质的和动机等三个要素。第二，宪法第二章在第51条之前，规定的条款应该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但是第49条并没有出现与权利有关的任何字样，这是为何？特别是该条第3款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更值得研究。与中国宪法不同，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2款在文本上明确规定了父母权利，在解读中国宪法时，不能不顾及这一差异。[57] 郑秉文：《经济理论中的福利国家》，《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51-54页。
这次排查还发现家庭监护缺失这个问题比较突出，个别外出务工父母缺乏监护责任意识，任由年幼的未成年子女独自生活，较少回家看望或保持亲情沟通，甚至常年不与留守子女联系，严重影响了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很难兜住留守儿童安全底线。[8] 温辉著：《宪法与教育：国家教育权研究纲要》，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四）参与学校事务权 在学校教育上，一开始并不认可父母有参与学校事务的权利。但是子女不是父母的财产，父母仅仅只是在占有的意义上享有对子女的对人权，并且这不是物权，而是一种具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
一个由有责任的父母组成的家庭，其首要职责就是保护儿童的成长，然而儿童一旦长大成人，父母的责任和职权就不存在了，所以基本法也就不再保护这样意义上的家庭了。[43]在理解父母的教育内容自主权时，如果只是拘泥于父母的这种资格或者自由，而不注重父母的能力（法力说的观点）和可能，那么这种权利观将可能会贻害不浅，因为教育内容自主权不仅涉及父母，而且还涉及未成年人，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一生。
例如古代斯巴达的法律规定，没有受过法定教育的人都不能成为公民集团的成员，也不能获得国家分配的份地。第三种是以捍卫民主为取向的认定方法。他认为，人权和基本权利的含义不同，人权通过国家的建构，成为一项基本权利。因为教育的公共性与纳税的水平高低有关，它对富人的影响更大，而且对于否保留较高的公共教育水平，又和富人的投票权有关。
大概从18世纪中期开始，推行普遍的学校教育就在当时德国境内的很多小邦流行。每个班选举2名班级父母代表。
[34]有学者争辩到，认定未列举权利的方法应该是：（1）原旨主义方法。融入既指一个社会不应该排斥这些社会少数，也指这些社会少数不应该自我排斥，从而放弃与其他不同观点进行对话的机会。
在理论上，家庭教育何以成为权利，是谁的权利，是什么性质的权利，都需要充分论证。如果理事会不召集的，由校长召集。
